為國家民族盡心，這位活佛青史留名

　　圖為五世熱振活佛像（喜饒尼瑪提供）

　　上世紀20年代，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其晚年，逐漸醒悟，力圖擺脫英帝國主義的羈絆，恢復與中央政府的正常關系，并向出走內(nèi)地的九世班禪發(fā)出了友好的信號。但是，他的設想尚未得到完全實施，便悄然圓寂。

　　年僅23歲的五世熱振活佛被推上了西藏地方政治舞臺。他久居廟宇，初登政壇，但通過耳聞目睹，尤其是西藏歷史上的風云變幻，懂得了一個道理，這就是祖國才是西藏人民唯一可以依靠的柱石，傾心內(nèi)向才有出路。他毅然決然地循著十三世達賴的足跡走了下去。

　　1934年1月26日，五世熱振活佛上臺伊始，便以西藏地方的名義，向中央政府報告了地方政情及自己出任攝政一事。國民政府復電照準，深信其“必能益閎智慧，敷施教化，鞏固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報告，它是辛亥革命以來，西藏地方第一次向中央政府呈報地方官員的任職，“更重要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對他的任命加以確認”“既經(jīng)呈核奉準，即無異受命中央”。

　　五世熱振活佛擔任攝政以后，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有了明顯改善，中央大員黃慕松的進藏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圖為西藏地方攝政五世熱振活佛（圖左）與中央專使黃慕松 （喜饒尼瑪提供）

　　民國以來，由于英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及其它種種原因，中央代表入藏多未成功，而五世熱振活佛初攝藏政，便歡迎中央致祭專使進藏，這無疑是一個使命擔當。黃慕松到藏后，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貢覺仲尼等即向中央政府匯報藏情，認為專使蒞藏“具仰中央對藏親愛之意，至深且厚，感慰莫名”。盡管當時權傾一時的西藏地方噶倫澤墨等人在一些問題上未能與黃慕松取得一致意見，但“西藏為中國領土”卻是雙方共同的看法，這就為以后的關系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黃慕松臨行前，決定在西藏地方的請求下，留專使行署在藏工作，此舉意味著南京與拉薩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徹底打破了辛亥革命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沒有直接往來的僵局。

　　1935年5月29日，中央政府鑒于五世熱振活佛“洞明大義，功在國家”，發(fā)布冊封令，提到他：“翊贊中央，撫綏地方，丕績懋昭，深感嘉尚。著給予‘輔國普化禪師’名號，用示優(yōu)隆”。

　　6月25日，五世熱振活佛電謝中央冊封，表示“中央以不佞忝膺民選，攝行藏政，篤念誠順，寵賜冊印，待遇優(yōu)渥，民眾歡欣。不佞已召集僧俗官員，征詢意見，僉謂中央盛意可感，自當敬謹接受”。所頒冊印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1940年2月赴藏時，正式頒予。

　　十三世達賴圓寂以后，川邊一帶的康藏兩軍又因甘孜大金寺僧人問題迭起沖突。五世熱振活佛聞訊后，立即著手調(diào)查事件真相，并電蒙藏委員會“決本中藏和好之旨，予以嚴厲制止”。同時，他還令噶廈電西藏駐京辦事處說明“川藏各地所稱‘藏軍及大金寺僧眾過河尋釁’，藏中迄未得報，既據(jù)電呈，自當竭力阻止”。五世熱振活佛還同意派出代本崔科與川康方面代表德格縣長邱麗生，于1935年1月9日在德格縣議定“安置大金良善寺僧規(guī)約”8條。川藏雙方保證棄嫌和好，不記前仇，回寺僧人則遵守規(guī)約，奉公守法。這個規(guī)約既注意了大金寺僧人的利益，又維護了政府的尊嚴。但是，由于一些具體事宜尚未完全商妥，仍時有摩擦。1939年1月2日，五世熱振活佛再次派代表與西康方面及大金寺僧人根據(jù)原定8條，議定“安置大金良善寺僧詳細辦法”7條。對于這次協(xié)商，西藏地方政府的態(tài)度是十分明確的，其代表認為“與西康代表徹底解決大白案件，是為站在五大民族患難與共的立場，鞏固后方，擁護祖國，對日抗戰(zhàn)到底，爭取最后勝利”。辦法議定后，各方均切實執(zhí)行。至此，持續(xù)十年、嚴重妨礙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進展的“大金白利事件”得到徹底解決。這與五世熱振活佛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五世熱振活佛初攝政壇，缺乏從政經(jīng)驗，特別是英國人的陰謀作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他在九世班禪回藏問題上雖然態(tài)度明確，但因親英分子的阻擾，終未如愿。這一切使五世熱振活佛頗感失望，怨忿至極，于1936年首次提出辭職。國民政府駐藏官員蔣致余得知此事后，立即電告中央出面挽留，同時親至五世熱振活佛寓所規(guī)勸。五世熱振活佛在與蔣致余的談話中道出辭職真情。這就是他感到上任以后，雖貴為攝政，卻大權旁落，“至軍事政治一切事宜，仍由司倫、噶廈負責辦理”“藏中當權不明大體，遇事任意妄為，彼如不批準，則必反對，批準則又屢滋事端”。這使他想起前任攝政第穆活佛和上世熱振活佛的悲慘結局，加之其身體欠佳，胃、肺部均有病，因此辭職之心愈堅。最后經(jīng)中央政府要員去電慰留，西藏民眾大會再三挽留，才不得已繼續(xù)留任。

　　1936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為進一步加強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系，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請求更換駐京代表獲準，遂由“副堪布阿旺桑丹、卓尼根登曲他、羅藏娃執(zhí)事吐丹桑培”及三大寺堪布等委派赴京供職。這些代表名義上是駐山西五臺山或北平雍和宮堪布，實際上則身負政教重任，多為西藏駐京辦事處官員。五世熱振活佛在上國民政府書中，表示西藏“所有應辦政教一切事務，自當盡心辦理，請釋遠念”，并誠懇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其“俾有所歸之樂”。西藏地方政府在給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信中也表示新任代表“彼等名實相符，均能為國效命，各司其職，務懇我公體恤關懷，時加指導，并賜予扶助，俾得推行政教”。同年，五世熱振活佛還派格西隆圖嘉措到南京等大城市，答謝國民政府派大員入藏，冊封十三世達賴及宣撫僧俗之厚意，并借便為整修熱振寺募捐。隆圖嘉措分謁蔣介石、黃慕松等國民政府要員，并匯報藏情。中央政府特撥兩萬元修復熱振寺，蔣介石亦捐助5000元。五世熱振活佛對此頗為感動，特發(fā)專電致謝。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五世熱振活佛聞訊立即率三大寺僧人日夜念經(jīng)，祈禱祖國抗日戰(zhàn)爭取得最后勝利，并在以后給中央的報告中，經(jīng)常詢問前方戰(zhàn)況。

　　隨著時間的推移，五世熱振活佛在達賴靈童的認定問題上，又與西藏上層意見不一，遂不甘再作傀儡，即于1939年再次提出辭職。他認為自己在履行政教職責中面臨困難，尤其是“這種雙重攝政給西藏政教事務的管理帶來了極大困難”。在他再次得到挽留后，便借認定達賴靈童之事，依靠三大寺，成功獨攬大權。此后，他即電行政院長，希望明確指示解決西藏與中央政府關系問題的具體辦法，并談到西藏地方只求內(nèi)政自治，軍事、外交當交還中央，“情詞頗為懇切”。是年，西藏地方政府還擬派一噶倫到南京商榷藏事的解決。

　　這期間，英國人為了進一步控制西藏，擬在拉薩設立機構、學校、醫(yī)院等，尤其打算在藏設立無線電臺。國民政府駐藏人員對此給予了堅決反對，數(shù)次嚴催噶廈交涉，未見有何計議。在這復雜的時期，五世熱振活佛態(tài)度鮮明，堅決予以抵制，并向駐藏官員表明自己“在位一日，決不敢喪失主權”。后來由于英國人采取奸詐手段，始造成既成事實。

　　在五世熱振活佛的支持和幫助下，1937年，國民政府駐藏人員蔣致余在拉薩建起第一座現(xiàn)代小學，招生 50余名，同時還將“青海巡禮團”進藏時帶進的氣象器材設置于屋頂，成立了中央測候所。這些事雖然幾經(jīng)周折，但最終如愿以償。他還盡力促成了九世班禪靈柩回藏之事。這期間，中央政府各機構派駐西藏的人員也都平安抵達拉薩。西藏地方政府“見其并非有害于西藏，亦無人過問”。五世熱振活佛與中央駐藏工作人員關系密切，像蔣致余、張威白等都與他過從甚密。他的秘書也是報經(jīng)中央批準、由國民政府發(fā)放薪俸的。如將這些事與民國初年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調(diào)查員楊芬等人入藏受阻，以及九世班禪進藏之坎坷作一比較，便能清楚地看到五世熱振活佛所作的努力。五世熱振活佛的內(nèi)向，受到了西藏少數(shù)人的嫉恨。他感到了陣陣壓力，曾對中央駐藏官員談到“將來萬不得已，我將到重慶暫避一時”。

　　1941年，五世熱振活佛因種種原因，最終提出辭去西藏地方攝政之職，由達扎活佛接任。1947年，五世熱振活佛因英國人的挑撥離間而被害，史稱“熱振事件”（將專文述及）。這以后，西藏地方統(tǒng)治集團少數(shù)人在英國人的謀劃和誘惑下，在分裂路上越走越遠。（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喜饒尼瑪）